任正非,男,1944年出生于贵州省,祖籍浙江省。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个人简历
1944年,生于贵州,居七兄妹之长。
1978年,从部队转业。
1982年从四川某部队转业到深圳后,在南油工作两年。其后开过电子公司。
1988年,任正非从部队转业,以2万元注册资本创办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营电信设备。到深圳创立了华为公司,现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
1994年,参加亚太地区国际通讯展,获极大成功。
1996年,大规模与内地厂家合作,走共同发展的道路。
2000年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3位。个人财产估计为5亿美元。
2003年荣膺网民评选的"2003年中国IT十大上升人物"。
2003年任正非以11亿位居福布斯273名。
任正非是一条为了观念而战斗的硬汉。2005年他入选《时代周刊》全球“建设者与巨子” 100名排行榜。《时代周刊》的评价说,华为正重复当年思科、爱立信等卓越的全球化大公司的历程,并且正在成为这些电信巨头“最危险”的竞争对手。 2006年美国《新闻周刊》更认为,尽管创立者任正非一直保持低调,华为已经与电讯业的国际几大巨头北方电讯、朗讯科技、阿尔卡特、思科系统站在同一水平线开展竞争,而且它常常可以从它们中间赢得更多网络运营业务。
任正非一定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
离开商人唯利是图这个“一般”,要敢想敢做,要勇于走向孤独。不流俗、不平庸,做世界一流企业,这是生命充实激越起来的根本途径,他禁不住这种诱惑。他一手创办的华为技术现在已成为世界领先的下一代电信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并在国际化与自主创新方面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在其44000名员工中,48%从事研发工作,截至2006年6月已累计申请专利超过14000 件。任正非1978年从部队转业,1987年创办了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GSM设备、交换机及接入设备的研发生产。华为2005年销售收入 469亿元,利润51.5亿元。华为2008年销售收入233亿美元。
商人们趋之若鹜的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性大会的代表资格,他守拙婉拒;企业家们花巨资才可以现身的媒体盛事,任正非更是一概谢绝。他避开喧嚣,远离闹市,却掌握了新的驾驭媒体的艺术:他常常根据情势发展,不时抛出凝聚着深刻洞见和教益的文章,说公司、说战略、说做人,从而把引导公众与教育员工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他对基础教育地位的建言、对“冬天”的忧患,以及对英雄主义的旷野呼喊,既能与一线员工保持共鸣,又能被广大公众所接受,大巧若拙,攻藏兼备,完全由自己掌握节奏!
一如工作在地下的人,一个挖掘开采和探索地下世界的人,任正非们默默无闻、谨慎、不动声色和不可动摇地向前推进,每天工作长达15-20个小时,几乎看不到什么苦恼的迹象。风花雪月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跟他们全然无关。仿佛他们要的就是这种长期的黑暗,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不为人知和难以理解,就是甘愿充当为世人驱使的驴子!在他们强毅而能负载的精神里面,存在着尊严;在傲立着的尊严之中,存在着意志力;在意志力中存在着对最重的重负的内在渴求;在渴求之中,存在着欲望的爆发力。
任正非先生关于企业“危机管理”的理论与实践曾在业内外产生过广泛影响,他的名篇佳作《华为的冬天》曾经被许多企业(尤其IT界)作为企业危机管理的范本。任正非励精图治十多年,把华为建成了中国IT界的标杆企业,与国际著名企业一样成为众多名牌大学学子择业的首选企业之一。
任正非的华为曾被业界人士称为土狼。任正非是一个“学毛标兵”,现在在华为也许还有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因为任正非在用它处理华为的事情。
1987年创办华为时,任正非已经43岁。毫无疑问,这个年龄的人性格和价值观都已固化,具备了成熟的理解、判断能力。这是大多数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共同特征。那么,这个时候的任正非已经拥有了什么样的性格和价值观呢?任正非一生刻意低调,因而身世异常神秘。关于他的个人经历流传着很多种版本,但他从来没有不正面回答,就连与他朝夕相处的高层管理人员也是一知半解。
任正非祖籍浙江浦江县。据《我的父亲母亲》记载:任正非的爷爷是一个做火腿的大师傅,任正非父亲的兄弟姊妹都没有读过书。由于爷爷的良心发现,也由于爸爸的执着要求,爸爸才读了书。任母虽然只有高中文化程度,但是受丈夫影响,通过自修,当上了中学教员。1944年,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一个贫困山区的小村庄。世界著名的黄果树大瀑布就在那里。虽然是农村,却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家庭背景是任正非一生第一个决定性因素。中国的知识分子对知识的重视和追求,可谓“贫贱不能移”。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任的父母仍然坚持从牙缝里挤出粮食来让孩子读书。任正非凭借其才智和能力,完全可以在养猪行业获得成功,也可以成为一个能工巧匠,但是对知识的追求,使他进入了一个技术密集型行业。
19岁时,任正非带着父母的重望考上了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还差一年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任正非回到老家看望父母,父亲让他快回学校去。临走,父亲叮嘱:“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据任正非回忆,回到重庆,已经是“枪林弹雨的环境”。但是,他硬是不为所动,把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自学完,他的家人也开玩笑说,没什么用的东西也这么努力学,真是很佩服、感动。由于结交了一些西安交大的老师,这些老师经常给他一些油印的书看。他另外还把樊映川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到尾做了两遍,接着学习了许多逻辑、哲学。他自学了三门外语,当时已到可以阅读大学课本的程度。任正非的知识渊博,见解独到,在他的讲话中体现为旁征博引,一针见血。
33岁参加全国科学大会,任正非对知识的追求,在进入部队之后,落实到技术钻研。当时贵州安顺地区有一个飞机制造厂,是个军工企业,身为通讯兵的他被抽调过去,参与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通讯系统工程。当时中央军委提出要重视高科技的作用。任正非上进好学,有多项技术发明创造,两次填补国家空白。因技术方面的多次突破,被选为军方代表,到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时年33岁。看了这些经历,我们就不难理解,任正非从部队转业后会选择一家电子公司,而在创办华为的时候会选择高科技含量的电信行业。1992年,任正非孤注一掷投入C&C08机的研发,虽然是形势所逼,也可以看出他对技术的重视。当时身处房地产热和股票热的核心地带,任正非不仅不为所动,而且对于股票和泡沫深恶痛绝。其实在他内心更多的是对知识、技术和真才实学的尊重。同样,把“保证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有必要且可能时还将加大拨付比例”写进《华为基本法》,也体现了他以技术立身的理想。在《华为基本法》的起草和讨论中,产生了一个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概念——知本主义。民营企业的资本积累过程非常缓慢,原因就在于积累手段的缺乏,既无资金,也无资源,也无技术。起始资本都非常小,不足以迅速滚大。因此只有依靠冒险、机会甚至“打擦边球”。任正非总结华为的资本积累说:“华为在创业时期,没有资本,只有知本,华为的资本是靠知本积累起来的。”即使从现在来看,进入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民营企业来说,仍然是冒险,成功是奇迹。
青年时代的任正非,就是一个科学精神的追随者。1997年访问美国公司时,在IBM任正非表现出更多的敬畏,而在贝尔实验室,则是“十分高兴”。“我年青时代就十分崇拜贝尔实验室,仰慕之心超越爱情。”他参观了大厅中的贝尔实验室名人成就展。在巴丁的纪念栏下照了像。并特意怀着崇敬心情去巴丁50年前发明晶体三极管的工作台前站了一会。当看到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的实验室密如蛛网,混乱不堪,不由得对这些勇士,肃然起敬。华为不知是否会产生这样的勇士。” 2002年前后,华为开始成立预研部。
1997年,我国改革高等教育制度,开始向学生收费,而配套的助学贷款又没跟上,华为集团向教育部捐献了2500万元寒门学子基金。对知识的尊重,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教育传统,也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一代知识分子,对被扭曲了的文化观念的修正,对于身受贫穷压榨的发展中国家和人民,更能感受到尊重知识的重要性。从这个角度说,华为的寒门学子基金,意义等同于“希望工程”。当时,有人提出来,基金的名字是否叫“优秀XX基金”,任正非不以为然:贫穷和出身并不可耻,高贵而没有知识也不光荣。
对于一生而言,贫穷是老师,它教会人生存。贫穷有压力,使人的脊梁比一般人都硬些,坦然吃苦、不屈不挠。在我国许许多多的民营企业家身上,都可以找到贫穷的影子。而他们的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往往就是创业时期的“精神爆点”和凝聚力所在。因此,有人把贫穷称作成功者的“财富”。1992年,华为员工已经达到200多人。这一年冬天,公司到深圳经济特区外的西乡开会。开完会回来的路上,车子陷进了泥坑里。任正非二话不说,第一个下车,脱掉鞋袜跳进泥坑里推车。于是公司的其他人员也纷纷下车,合力将车子推出了泥坑。
很多老员工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仍禁不住精神为之一振,充满向往。张建国认为,任正非的这种精神弥补了当时公司物质极度短缺的劣势,使得大家都为一个美好的明天而齐心协力。“那种情景恐怕只有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才能见到。在华为历史上,也很少再有第二次。”当时的华为公司,就在深圳南山区南油工业区里一栋七层高的破旧大楼的五楼。后面是一栋名叫亿利达的大厦,一家名为深意压电的中意合资公司占用了整栋大楼。当时,刚到华为公司的张建国对深意压电公司充满了景仰之情——当时在张建国的眼中,深意压电的规模太大了,他甚至幻想过,如果自己也能到这样大规模的公司里上班该有多神气!终于,张建国的愿望变成了现实。10年后,华为年销售额已经达到200多亿元人民币,公司总部搬到了深圳龙岗坂田华为工业园。张建国偶然一次回到华为公司起家的那栋大楼时,发现后面的深意压电公司仍旧是那么大,仍旧是在那栋大楼里。 “10年了,它还是那个样子,一点都没有变。”张建国情不自禁地说。家徒四壁,唯“中华有为”华为公司最早的办公地点是深圳湾畔的两间简易房。后来才搬到南油工业区。当时所在的那栋大楼每一层实际上都是仓库型的房屋。华为公司当时就占用了十多间仓库。在仓库的另一头用砖头垒起墙,隔开一些单间,员工就住在这些单间里。仓库很少有窗户,这些隔开的单间更是没有阳光,隔墙只垒了一人高,顶上是空的,方便空气流通及采光。这样,大家就不用怕忘记带宿舍的钥匙了,从仓库这边翻墙过去就可以了。仓库里到处堆放着从香港公司进来的,交换机配件、组装好的整机,员工们在仓库一角开发用于作配件的板件(SKD),将买来的配件组装成整机 。
任正非:让洋对手睡不安枕的战略游弋者
当被称为是互联网时代的企业思科正在接受全球传媒和资本市场的广泛赞誉和顶礼膜拜之时,它却不得不为一家来自中国的企业而暗自焦虑,头疼不已。这家企业就是深圳的华为,而它的带头人原来是解放军的一名团级干部,也因此而带有军人作风的任正非。
任正非的经历的确够让人赞叹的。上个世纪80年代,他自军队转业之后,就来到了当时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最初也打了几年工。有点积蓄和资源后,他于 1987年创立华为公司,最初的业务是倒买倒卖,靠代理香港一家公司的HAX交换机获利。当时在深圳这种类型的公司一抓一大把,可大家活得都不错,很舒服。但任正非的与众不同此时显露了出来,做了两年之后,他放着舒服舒服赚钱的生意不做,却非要自己搞研发,做自己的产品。1990年,几十个年轻人跟随着任正非来到南山一个破旧的厂房中,开始了他们的创业之路。
如果要评选哪家企业最能代表中国企业在技术研发实力上所取得的成就,毫无疑问就是华为。截至目前,华为在电讯核心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大量专利,并为此赢得了普遍赞誉。当然华为这一成绩的取得是与其持续、大规模、不计血本的研发投入有密切关系。
华为对外界宣传说,它在研发方面每年的投入为其销售额的10%。但据说华为的投入远远高于10%,几乎所有能用于研发的钱,都被华为义无返顾地用于技术攻关、科研、搞项目。而且,任正非逼着技术研发部门花钱,你没有把钱花出去,就是你的工作不到位,研发的项目开发的不够深入和广泛。比如说,华为每年将研发资金的1/3用于3G,共耗资40亿元人民币,先后有3500人参与这一研究项目,这些努力在2003年终于赢得了市场回报。也正因为有这些,华为才可以从一开始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交换机小厂,发展到现在以生产路由器等技术含量高的网络设备、光通信、数据产品的综合性电信设备提供商。
任正非不修边幅,一身老土的革命同志打扮。这些已足够让人惊奇,更令人惊讶的,是华为的管理模式仍沿用革命化的团结大动员、唱军歌式的集体行动那一套,这看起来与华为所要打造的新锐的网络技术、透明而现代化的高科技企业目标,是如此的格格不入,却又能和谐的融合在一起。
在营销方式上,任正非领导的华为也令人感到奇特。它几乎从不做广告,对现代企业最重视的公关传播也没有丝毫兴趣,领导华为十几年,任正非几乎没接受过媒体的采访。但即便如此,并没有影响到华为进入到中国顶尖企业行列。华为2003年的销售额高达300亿元,名列我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第七名,利润更是名列第一。
但也有人指出,华为的快速成长与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关,它恰好赶上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高潮,通讯基础设施的大量更新为华为带来了巨大订单。最初,华为是从偏远农村等低端市场做起的,在跨国企业的夹缝中寻求生存的机会,甚至采取了许多特殊的手段。
“华为的冬天来临了吗?”任正非喜欢用这样一句话提醒华为。可以说,正因为他始终抱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使他的照片看起来都很老相,即使穿上挺括的西装。
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从小就经历了战争与贫困的折磨。任氏兄妹7个,加上父母共9人,生活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维持。当时家里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以保证人人都能活下去。任正非上高中时,常常饿得心慌,也只能用米糠充饥。他家当时是两三人合用一条被盖,破旧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他高中三年的理想只是吃一个白面馒头!可以想见,任正非青少年时代是在怎样的贫困中度过的。生活的艰辛以及心灵承受的磨难,成就了少年任正非隐忍与坚定的性格。他感慨:“我能真正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1967年在重庆上大学时,因挂念挨批斗的父亲,任正非扒火车回家。因为没有票,挨过车站人员的打。步行十几里,半夜到家,父母来不及心疼长子,怕被人知道,受牵连,影响儿子前途,催促着他第二天一早就返校。分别时父亲脱下唯一的翻毛皮鞋给他,特别嘱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学而优则仕’是几千年的真理。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任正非知道那临别嘱咐的分量,啃书本、钻研技术,成了他唯一要做的事情。功夫不负有心人,上世纪70年代任正非成了部队的技术尖兵。
转业到深圳南油集团后,任正非在家庭和事业中都出现了不适应。他的夫人先他转业高居南油高管层,他则在南油下属的亏损企业中运营连连失利。偏偏他又是个孝子,还要把父母与弟妹接到一起居住。支柱倾斜,那个家解体了。
为了活下去,任正非自己创办公司。在起初的两年时间,公司主要是代销香港的一种HAX交换机,靠打价格差获利。代销是一种既无风险又能获利的方式,经过两年的艰苦创业,公司财务有了好转。少许好转的财务并没有用来改善生活,而是继续被投进了经营。当时任正非与父母等住在深圳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在阳台上做饭。父母通常在市场收档时去捡菜叶或买死鱼、死虾来维持生活。
穷困是有大作为的人的第一桶金,饥饿感就是一个人不竭的动力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任正非感谢生活给自己的馈赠。他认为:“华为最基本的使命就是活下去。”在高技术领域活下去更需要超凡的毅力。
他一定听到一种神秘的声音:离开商人唯利是图这个“一般”,要敢想敢做,不流俗、不平庸,做世界一流企业。这是生命充实激越起来的根本途径,他禁不住这种诱惑。
任正非甘愿把自己藏于九地之下。商人们花巨资才可以现身的媒体盛事,企业家们趋之若鹜的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他守拙婉拒。别人的价值在广场上,他的价值在对企业经营的专注上。他是沉默、孤独、果决、不求闻达、坚持到底的人,而具有敢于胜利的大勇,总能对一切胜利者以及对每次胜利的偶然因素做出独立而精辟分析。
一个历经人生冷暖的灵魂,从最低的山谷,走到了人生的正午,避开喧闹,获得一种静观。看事、看人、看物都有了别样的视野。他常常根据企业、市场、大环境的发展,不时抛出凝聚着深刻洞见和教益的美文,说公司、谈战略、话做人。他对中国人素质教育的建言、对“冬天”的忧患,以及对英雄主义的旷野呼喊,既能与一线员工保持共鸣,又能为广大公众所接受,有些思想甚至直接被国家领导人所熟悉和欣赏。
视野即价值。超乎常人的视野,铸造了华为超乎寻常的武器。动态竞争学创始人陈明哲在2007CEO年会上说,“凡是战略,都是专注,凡是执行都是坚持。”任正非对此心有灵犀,专注是华为的一种强大力量。
在《华为基本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使华为成为世界一流的设备供应商,我们将永不进入信息服务业。通过无依赖的市场压力传递,使内部机制永远处于激活状态。”
华为固守通讯设备供应这个战略产业,除了一种维持公司运营高压强的需要,还为结成更多战略同盟打下了基础。商业竞争有时很奇怪,为了排除潜在的竞争者,花多大血本都不在乎。在通讯运营这个垄断性行业,你可以在一个区域获得一小部分的收益,可是在更多区域运营商们会关闭你切入的通道。任正非深知人性的弱点,守护着华为长远的战略利益。
很多公司垮下去,不是因为机会少,而是因为机会太多、选择太多。太多伪装成机会的陷阱,使许多公司步入误区而不能自拔。机会,就是炙手可热的战略资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战略资源都可以开发成战略产业。有些战略资源能够形成战略产业,有些战略资源则只能为资本运作和战略结盟提供题材和想象空间,却不适于作为一种战略产业来经营。只有那些特别冷静的战略制定者,才不会被冲动和狂热牵着走,才会避开那些伪装成机会的陷阱。中国企业的战略资源本来就不多,战略失误将流失最宝贵的战略资源。
任正非有自知之明。他善于区分伪装成机会的陷阱和装扮成陷阱的机会。
著名财经作家、《华为真相》作者程东升评价任正非和华为:
大凡真正的大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个思想家,对企业的宏观战略有清晰的认识,以自己独特的思想认识、影响和指导企业的发展。华为之所以成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标杆,不仅仅因为它用10年时间将资产扩张了1000倍,不仅仅因为它在技术上从模仿到跟进又到领先,而是因为华为独特的企业文化,这种文化的背后则是总裁任正非穿透企业纷繁复杂表象的深邃的思想力。从产品营销到技术营销再到文化营销,华为做得有条不紊。任正非对企业目标的界定,对企业管理的创新,对智力价值的承认,都开创了中国民营企业之先河。
华为因为任正非而成功,任正非因为思想而杰出。
中国从来就不缺企业家,但从来都缺真正的商业思想家──在当代中国,任正非应该算是一个。
(从部队)走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也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的。
企业发展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的意识。
一个人离开家奋斗是为了获得美好的生活,爱情又是美好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爱情就像独木桥一样,人家过了,你就不能过。离家已经五年,在残雪消融、溪流淙淙的时候,面对自横的独木桥,真不知别人是否已经过去,心爱的姑娘可安在。那种惆怅,那种失落,那种迷茫,成功了又能怎么样?
我认为人是怕痛的,太痛了也不太好。
人是有差距的,要承认差距存在,一个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要有满足感,不要不断地攀比。你们没有对自己付出的努力有一种满足感,就会不断地折磨自己,和痛苦着,真是生在福中不知福。这不是宿命,宿命是人知道差距后,而不努力去改变。
世界上一切资源都可能枯竭,只有一种资源可以生生不息,那就是文化。
为客户服务是华为存在的惟一理由;客户需求是华为发展的原动力。
活下来是我们真正的出路,国际上的市场竞争法则是优胜劣汰,难做的时候,你多做一个合同,别人就少一个。兄弟公司之间竞争的时候,我们要争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与合同金额,这才是我们真实的出路。宁肯卖得低一些,一定要拿到现金,亏钱卖了就是拼消耗,看谁能耗到最后,谁消耗得最慢,谁就能活到最后。
华为的每个部门都要有狼狈组织计划,既要有进攻性的狼,又要有精于算计的狈。
一个人再有本事,也得通过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认同,才能有机会。
(压强原则)在成功的关键因素和选定的战略生长点上,以超过主要竞争对手的强度配置资源,要么不做,要做,就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实现重点突破。
华为技术(“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下一代电信网络解决方案供应商,公司致力于向客户提供创新的满足其需求的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为客户创造长期的价值和潜在的增长。
——华为集团总裁任正非
我与父母相处的青少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度过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今天想来还历历在目。我那时十四五岁,是老大,其他弟妹一个比一个小,而且不懂事。爸爸有时还有机会参加会议适当改善一下生活。而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如果不这样,总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爸爸妈妈,千声万声呼唤你们,千声万声唤不回。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网络股的暴跌,必将对二、三年后的建设预期产生影响,那时制造业就惯性进入了收缩。眼前的繁荣是前几年网络股大涨的惯性结果。记住一句话:“物极必反”,这一场网络设备供应的冬天,也会像它热得人们不理解一样,冷得出奇。没有预见,没有预防,就会冻死。那时,谁有棉衣,谁就活下来了。
在樱花盛开春光明媚的时节,我们踏上了日本的国土。此次东瀛之行,我们不是来感受异国春天的气息,欣赏满山遍野的樱花,而是为了来学习渡过冬天的经验。
北国之春总会来临
一 踏上日本国土,给我的第一印象还是与十年前一样宁静、祥和、清洁、富裕与舒适。从偏远的农村,到繁华的大城市,街道还是那样整洁,所到之处还是那样井然有 序;人还是那样慈祥、和善,彬彬有礼,脚步还是那样匆匆;从拉面店的服务员,到乡村小旅馆的老太太,从大公司的上班族,到……所有人都这么平和、乐观和敬业,他们是如此地珍惜自己的工作,如此地珍惜为他人服务的机会,工作似乎是他们最高的享受,没有任何躁动、不满与怨气。在我看来,日本仍然是十年前的日本,日本人还是十年前的日本人。
但谁能想到,这十年间日本经受了战后最严寒和最漫长的冬天。正因为现在的所见所闻,是建立在这么长时间的低增长时期的基础上,这使我感受尤深。日本绝大多数企业,近八年没有增长过工资。社会治安仍然比北欧还好,真是让人赞叹。日本一旦重新起飞,这样的基础一定让它一飞冲天。华为要连续遭遇两个冬天,就不知道华为人是否还会平静,沉着应对,克服困难,期盼春天。
日本从90年代初起,连续十年低增长、零增长、负增长,……,这个冬天太长了。日本企业是如何渡过来的,他们遇到了什么困难,有些什么经验,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这是我们赴日访问的目的所在。
华为经历了十年高速发展,能不能长期持续发展,会不会遭遇低增长,甚至是长时间的低增长;企业的结构与管理上存在什么问题;员工在和平时期快速晋升,能否经受得起冬天的严寒;快速发展中的现金流会不会中断,如在江河凝固时,有涓涓细流,不致使企业处于完全停滞……。这些都是企业领导人应预先研究的。华为总会有冬天,准备好棉衣,比不准备好。我们该如何应对华为的冬天?
这是我们在日本时时思索和讨论的话题。
奋斗是一个民族崛起的动力源泉
在一个偏僻乡村的小居酒屋,巧遇一群旅游的日本退休老人,他们为我们热情地演唱了《拉网小调》,我们也情不自禁地与他们同唱北海道民歌《北国之春》。他们那样乐观,热情,无忧无虑,感染了我。相比之下,我感到中国老人有操不完的心,心事重重,活得很累。我们的父辈们沉重的心情,他们至死也没有轻松过。
我曾数百次听过《北国之春》,每一次都热泪盈眶,都为其朴实无华的歌词所震撼。《北国之春》原作者的创作之意是歌颂创业者和奋斗者的,而不是当今青年人误认为的一首情歌。
当一个青年背井离乡,远离亲人,去为事业奋斗,唯有妈妈无时无刻不在关怀他,以至城里不知季节已变换,在春天已经来临时,还给他邮来棉衣御严冬。而我再没有妈妈会给我寄来折耳根(鱼腥草)、山野菜、辣肠……了,这一切只能长存于永恒的记忆。儿行千里母担扰,天下父母都一样,担忧着儿女。我写的《我的父亲母亲》一文,日本朋友也译成了日文、英文让员工传阅,他们误认为我是孝子。我是因为没有尽到照顾父母的责任,精神才如此内疚与痛苦。我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工作,忘了父母的安危,实际上是一个不称职的儿子。
一个人离开家奋斗是为了获得美好的生活,爱情又是美好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但爱情就像独木桥一样,人家过了,你就不能过。离家已经五年,在残雪消融、溪流淙淙的时候,面对自横的独木桥,真不知别人是否已经过去,心爱的姑娘可安在。那种惆怅,那种失落,那种迷茫,成功了又能怎么样?
棣棠丛丛,朝雾蒙蒙,静静的水车,小屋,与阵阵无忧无虑的儿歌声相伴的是父兄的沉默寡言。我们多数人能去读大学,都是父兄默默献出自己的结果。他们含辛茹苦的,一点一点的劳动积攒,来供应远在他乡孤立无助的游子,他们自身反而没有文化。他们用自己坚硬的脊梁,为我们搭起了人生和事业的第一个台阶。但愿他们别太苦了自己了,愁时相对无言也沽两杯薄酒。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他们,千万不要嫌弃他们,千万不要忘记报答他们。
由此我想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成功,都来自亲人的无私奉献,我们生活、工作和事业的原动力,首先来自妈妈御冬的寒衣,来自沉默寡言的父兄,故乡的水车、小屋、独木桥,还有曾经爱过你但已分别的姑娘……。
《北国之春》是日本人民奋斗的一个缩写。
我亲自领悟过日本人民的勤奋,没有他们这种精神,就很难用二三十年时间,就从二战的废墟中崛起。日本民族善于精工,在产品经济时代大放过光芒,让全世界人民对日本人民刮目相看。我也领教了他们在困难时期战胜萧条的忍耐与乐观精神。
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而且大多数是高山,日本民族因而养成了善于把“长大厚重”的东西,作成“短小薄轻”,长期养成了精工的习惯。小小的花园,是那样的美仑美奂;小小的街道是那样的整齐、精美,以至任何一个角落都让人舒适惬意。小小的功能强大的相机;曾经风驰电掣般席卷世界市场的家用电器;一个既无煤炭、铁矿、石油、……的国家,生产的优质汽车遍布全球。日本人民的勤劳,与德国民族的执着,在机电产品产业时代,震撼了世界。他们无怨无悔,勤奋努力,不断奉献的精神,创建了日本的繁荣。
日本目前虽然遇到了困难,但其国民的忍耐、乐观、勤奋和奋斗的精神未变,信念未变,对生活和工作的热爱未变。天道酬勤,相信日本能够度过这寒冷的冬天。
日本经济怎么了?
战后,日本五十年代经济主要靠军需订货和美国的扶持起步,六、七十年代在机电产品制造业上,日本是世界的中心,那时的附加值主要在制造业上。在此基础上,日本经济迅速起飞。冷战结束后,美国迅速把军工技术转向民用,促成了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由于信息技术进入工业体系,其产业的附加值很快转移到核心技术研发以及销售环节,制造业开放成为竞争剧烈而获利微薄的合同制造,以制造为竞争优势的日本受到了重创。
以批量生产、批量销售、物质生产效率甚高的70时代,日本经济的成长率约10%;80年代后,以混合创新、知识生产率为中心的环境发生变化,日本企业的体制,并没有随之变化,很快便由世界经济中心滑向利益圈的边缘,成长率不大于4%;90年代以后,在以市场经济全球化,知识价值增值,信息化社会的大发展环境下,日本企业的体制仍然没有根本改变,一下子被抛到这种经济圈的外面,成长率约2%左右。日本企业曾经大为成功过,但企业不可能靠一种体制实现长期持续增长。华为曾经成长过的模式就这么可靠吗?也值得我们反思。
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美国视日本与德国为假想敌。他们认真研究了日、德的弱势。针对日、德的封闭政策,美国实行开放的政策,采取的是引进世界优秀人才到美国工作,引进所有国家的先进技术,炒旺股市,吸引全世界的资金。而且日本相对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内部缺少竞争,人民的收入水平较为平均,也抑制了创新。日本虽然早已参加WTO,政府的开放,不等于市场的开放,日本人民的爱国情结,使外国企业与产品在日本发展困难,例如媒体前些年广为宣传的日本人民出国也多乘日航班机(当然日航服务好是一个原因) 甚至出国旅游也带着日本的大米和酱油。因此,外国企业在日本的发展不足以激活日本的内部竞争。只有激烈的竞争才会促使创新,日本在创新上是不足的,使原有的优势不能持续下来。
现阶段使日本制造业走入困境的是创新不足,真正拖累日本经济是由于日本房地产业的大量坏帐。日本在经济腾飞的年代,田中角荣提出了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由于当时日本企业与人民都很有钱,岛国的土地资源又少,一下子地价暴涨,房产暴涨,连续几十年的兴旺,地产历年投入不低于几百兆亿日元。当金融危机到来时,加上制造业创新乏力,收益锐减,一下子地产就大幅跌价,使拥有地产的公司,许多成为了负资产,债务累累。这些地方公司的钱主要来自银行,银行也有被拖垮的危险。不去掉这些不良债务,企业就翻不过身来。当然,日本当时若乘着经济繁荣的时代,实行多元文化,大量引进人才,振兴教育,破除平均主义,促进内部的竞争,把凝聚力耗散掉,激发出新的能量,使制造业的雄风依旧,地产业再实行逐步收缩的方式,经济也不一定会垮下来。
与日本国情顾问竹内伦树教授的交流,对我启发很深。日本不乏有识之士,他们真正理解日本的国情,清楚日本的病症所在,也明白日本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相信他们目前遇到的困难,是结构调整上的困难,他们一定会重新走向振兴之路。
相比日本,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优势。日本基础设备十分完备,找不到什么地方还需要建设;日本的环保十分优秀,这么一个工业化国家,环保如此之好,是令人羡慕的,环保投资也找不到投入的地方;人们普遍比较富裕,教育也比较发达,启动内需真不知道从何入手。而中国经济正在兴起,不说西部,就说东部基础设施也十分不完善;东部的环保还不知要投入多少,才会重回青山绿水;不说西部还有尚未脱贫的人,就是东部下岗工人,都有待生活改善;十二亿人民居者有其屋,以及良好的公共交通体系,不知要投入多少才能解决。全国十二亿人受教育,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工程就十分巨大。减轻农民负担,由国家来建设多媒体的农村中小学,就需要数千亿,更何况把现在的大学建成现代大学,还不知道有多大的投资机会。因此,中国的启动内需,一旦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投入,成为持续不断行为,中国至少有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机会。不过在发展中要注意一旦富裕起来后,可能产生的福利社会的动力不足问题,提早预防,就不会出现日本出现的问题。目前,加拿大、北欧这些福利国家都遇到税收过高、福利过好、优秀人才大量流失的困境。我们认真研究吸取经验教训,就会持续有效地发展。
1日本企业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们访问的是实业型公司,这样的公司相比其他类型的公司好一些。产品还在市场上有销售,现金流还能转得动。只是八年的经营成长曲线是一条平线,几乎没有增长,工资总额也几乎没有增长,甚至还略有下降。
日本企业面临的三种过剩,沉重的压在企业的头上,使之调整困难。这三种困难是雇佣过剩、设备过剩和债务过剩。这三种过剩的调整,涉及机构改革、结构及产业重组,向发展知识创新产业过渡,以及培养核心经营能力和向速度经营的转变。过去的日本企业体制,束缚了这种转变,使之困难重重。日本企业真正感到了,不是做什么事好,做什么事不好,关键在于有无核心竞争力。
如果,华为的增长速度大幅减慢,日本企业的三种过剩都会在华为出现。没有及早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就会陷于被动。
随着日本企业长时间不吸收新员工,员工平均年龄逐步增大,人才结构由宝塔型转向纺锤型,优秀的人才少,新生力量少,年龄大的一般员工多,使企业缺少活力,而且工资成本较高。由于人才的流动减弱,职位相对凝固,使创新明显不足。
日本企业的内部改革滞后,国内企业竞争不激烈,企业内部员工也缺少必要的竞争。迫切促使企业改革的内因、外因,并没有因为经济不景气凸显。日本企业完全靠自身力量实行较大的改革,十分困难。如前所讲,日本是一个治安很好、生活很舒适、稳定的国家,尽管八年未涨工资,并未足以威胁消费,人们比较安于现状的生活,日本人连留学都很少出去。这种安定,也不利于迫使企业痛下决心进行改革。
尽管他们已废除了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加强了绩效考核,日本企业现在内部也开始进行改组,重新划分结构,从一个大公司什么都干,逐步收缩到几大领域,然后这几大领域财务独立,共同品牌使核算目标清晰化等等,但观念和文化的惯性使这种变革的努力见效不大。
日本企业也开始推行员工持股制度,激活和推动员工之间和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日本的法律原先是不允许员工持股的。但日本企业在根本的竞争力提升上并没有有力度的行动。治标不治本,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苦熬是熬不出头的。
因为日本一贯比较求稳,导使企业经营者年龄偏大,决策过程过于谨慎。许多重要决策必须一致通过,少数人通不过,要做工作,甚至有时做不通就拖着,这种决策的安全性拖累决策的及时性。过于民主的决策体系并不一定是好的。
日本的企业相比亚洲其他国家就已经比较国际化,但他们总结他们的失败之因时,还是说他们不国际化。想想华为比松下、NEC的国际化还差多少,有什么可以值得盲目自豪的。亚洲企业的国际化本来就难,我国在封闭几十年后,短短的廿年的发展,还不足以支撑国际化。华为的国际化步伐更难,仅仅因为大量的外籍员工,读不懂中文的文档,大量的国内员工英文也没过关,就足以看到华为的国际化是多么的困难。如果不克服这些困难,华为也可能是昙花一现。
日本政府也决定在2003年之前,处理完不良债务,把33兆亿日元的债务从银行买过来。实行小政府,确立地方分权。进行税制改革,降低所得税,提高消费税。实行教育改革,改变过去的平均教育法,采取因材施教的分类教育的政策,开发人的潜能,提高年轻人的创造力。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引进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IT建设,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为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打下基础。
华为怎么办?
有人将企业比作一条船,松下电工就把自己的企业比作是冰海里的一条船。在松下电工,我们看到不论是办公室,还是会议室,或是通道的墙上,随处都能看到一幅张贴画,画上是一条即将撞上冰山的巨轮,下面写着:“能挽救这条船的,唯有你”。其危机意识可见一斑。在华为公司,我们的冬天意识是否那么强烈?是否传递到基层?是否人人行动起来了?
华为还未处在冬天的位置,在秋末冬初,能认真向别人学习,加快工作效率的整体提高,改良流程的合理性与有效性,裁并不必要的机构,精简富余的员工,加强员工的自我培训和素质提高。居安思危,也许冬天来临之前,我们已做好了棉袄。
华为成长在全球信息产业发展最快的时期,特别是中国从一个落后网改造成为世界级先进网,迅速发展的大潮流中,华为像一片树叶,有幸掉到了这个潮流的大船上, 是躺在大船上随波逐流到今天,本身并没有经历惊涛骇浪、洪水泛滥、大堤崩溃等危机的考验。因此,华为的成功应该是机遇大于其素质与本领。
什么叫成功?是像日本那些企业那样,经九死一生还能好好地活着,这才是真正的成功。华为没有成功,只是在成长。
华为经过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会构成我们的灾难。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
我们有许多员工盲目地在自豪,他们就像井底之蛙一样,看到我们在局部产品偶然领先西方公司,就认为我们公司已是世界水平了。他们并不知道世界著名公司的内涵,也不知道世界的发展走势,以及别人不愿公布的潜在成就。我们这个民族从来没有站起来过,稍微一站起来,就有了盲目地乐观,不切实际地自豪。华为在这方面更年轻,更幼稚,更不成熟。
华为组织结构的不均衡,是低效率的运作结构。就像一个桶装水多少取决于短的一块木板一样,不均衡的地方就是流程的瓶颈。例如:我司初创时期处于饥寒交迫,等米下锅。初期十分重视研发、营销以快速适应市场的做法是正确的。活不下去,哪来的科学管理。但是,随着创业初期的过去,这种偏向并没有向科学合理转变,因为晋升到高层干部多来自研发、营销的干部,他们在处理问题、价值评价时,有不自觉的习惯倾向。以使强的部门更强,弱的部门更弱,形成瓶颈。有时一些高层干部指责计划与预算不准确,成本核算与控制没有进入项目,会计帐目的分产品、分层、分区域、分项目的核算做得不好,现金流还达不到先进水平……。但如果我们的价值评价体系不能使公司的组织均衡的话,这些部门缺乏优秀干部,就更不能实现同步的进步。它不进步,你自己进步,整个报表会好?天知道。这种偏废不改变,华为的进步就是空话。
华为由于短暂的成功,员工暂时的待遇比较高,就滋生了许多明哲保身的干部。他们事事请示,僵化教条地执行领导的讲话,生怕丢了自己的乌纱帽,成为对事负责制的障碍。对人负责制与对事负责制是两种根本的制度,对人负责制是一种收敛的系统。对事负责制是依据流程及授权,以及有效的监控,使最明白的人具有处理问题的权力,是一种扩张的管理体系。而现在华为的高、中级干部都自觉、不自觉地习惯于对人负责制,使流程化IT管理推行困难。
职业化、规范化、表格化、模板化的管理还十分欠缺。华为是一群从青纱帐里出来的土八路,还习惯于埋个地雷,端个炮楼的工作方法。还不习惯于职业化、表格化、 模板化、规范化的管理。重复劳动,重叠的管理还十分多,这就是效率不高的根源。我看过香港秘书的工作,有条有序的一会就把事做完了,而我们还要摸摸索索, 做完了还不知合格否,又开一个小会审查,你看看这就是高成本。要迅速实现IT管理,我们的干部素质,还必须极大地提高。
推行IT的障碍,主要来自公司内部,来自高中级干部因电子流管理,权力丧失的失落。我们是否正确认识了公司的生死存亡必须来自管理体系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是快速、正确,端对端,点对点,去除了许多中间环节。面临大批的高中级干部随IT的推行而下岗,我们是否作好了准备。为了保住帽子与权仗,是否可以不推行电子商务。这关键是,我们得说服我们的竞争对手也不要上,大家都手工劳动?我看是做不到的。沉舟侧畔千帆过,我们不前进必定死路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