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感慨创业时没遇到联想之星：至少不会被骗14万

时光倒流，现在的你遇到当年的自己，会有什么不一样吗？柳传志笑了，说，如果他40岁创办联想的时候，就遇到他近70岁正在做的天使投资孵化器“联想之星”，他至少不会被骗那14万，创业会少走一些弯路，联想电脑也许会更早成功。

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风云际会中走过来，从中关村的产业沉浮中幸存下来，柳传志在把电脑和投资生意做到高峰之后，现在又开启了一项新的事业：教科学家们如何做生意，推进中国的科技产业化，他还给那些优秀的创业人才提供创业之道和天使投资。

2012年，他马不停蹄奔波在“联想之星”在全国各地的“创业大讲堂”上：1月份在成都，5月份在无锡，6月份在天津，12月份在常州。“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之间的区别在于，科学家是项链中间那颗最大的珍珠，而企业家则是连起一串珍珠的那根线……”他在课堂上敦敦教导，启发那些从象牙塔里出来的科学家们怎样创业、怎样做生意、怎样当企业家。

台下异常安静，上千名创业者在认真倾听。“创业者决不能过日子，而要奔日子。过日子的人容易安于现状，而奔日子的人勇往直前。我就属于奔日子的，达到了一定高度，还得继续往上走。”

这几年，柳传志逐渐卸下身上的职务。他将电脑生意交给了杨元庆，将投资生意交给了朱立南，然后在“联想之星”上花了很多的精力。即便在2009年联想并购IBM的PC业务整合出现一些问题，他短暂回去救火时，心里最担心的也是“联想之星”能否做好。

在业务架构上，他将这桩新事业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联想之星”是联想控股的三大业务板块之一，与联想集团、融科置地等业务组成的“核心资产”以及弘毅投资、君联资本组成的“资产管理”并驾齐驱。

香港“超人”李嘉诚曾说“李嘉诚基金会”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如今，“联想之星”也相当于柳传志的第三个儿子，以商业方式行公益之心、还产业报国之情。纠结之处在于，如果联想之星只是一个成功的投资机构的故事，那就普通了。柳传志想要弥补他们那代人的遗憾，但一个国家的产业系统良性循环，岂是一两代人就能完成的使命？硅谷之梦，遥不可及。孵化之火，可以燎原。

几代企业家“在创新之路上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是国家变革的缩影。作家凌志军在中关村产业史《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如此写道。他把柳传志称为“中关村第一代人”，而接班的杨元庆是第二代人。“第一代人身上带有一种挣脱传统的喜悦和惶惑。”他写道。第二代人没有旧时代的重负，更多的是创造新世界的豪情。

坐在柳传志身边的陆刚和周自强，算是第三代人。他俩一个是联想之星创业投资总经理，负责投资，一个是联想之星创业培训教务长，负责培训。

三代人聚在一起，仍然得面对时代性的命题：“中关村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子？它的精神源泉来自何处？究竟是民族主义的伸张，还是西方思想的产物？它的商业体系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民间资本为什么能够战胜国家资本，成为主导力量？它究竟是个新技术的圣地，或只不过是个大集市？它究竟应该是技术第一，还是市场第一？究竟是科学家更重要，还是企业家更重要？为什么中关村的公司总是长不大？好不容易长大了，又为何不能避免盛极而衰的命运？……”

他们的答案是：办高科技创业的黄埔军校，寻找革命同志，并且喂鸡孵蛋。到2012年，联想之星创业CEO特训班已经办了五期，但大多数人习惯性把它归为天使投资，而忘记它是一个公益的培训班。

柳传志处处为联想之星“站台”自然有效果。2012年第五期特训班开班之前，700多份报名表交到了陆刚和他的十多名投资经理手里。根据书面基本信息，他们淘汰了一半的报名者；接下来，投资经理去往各地做尽职调查，最后剩下200多人，进入面试环节。

“你是否愿意当CEO？”“你的产品怎样与现在市面上的同类产品竞争？”……三四个人当考官，一般是联想的管理层搭配投资经理，轮流向面试者发问。接受提问的有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做“玄奘之路”创业项目的曲向东，有李开复已经入股的91手机助手创始人熊俊，也有在《创业家》杂志“黑马大赛”上以“Face++”人脸识别技术成为冠军的唐文斌等人。

“我们需要明星学员，我想要更多的人知道联想之星。”周自强说，联想之星和创新工场的合作源于一条微博。第五期特训班开始招生时，李开复转发了联想之星的一条招生微博，并表示“创新工场的创业者也希望能够参加”。周自强看到这条微博后，主动与李开复联系，最终，第五期特训班上有5个来自创新工场的学员。

“甄选这些学员花的精力跟投资公司找项目一样，甚至更多。”第五期开班之前，联想之星投资副总裁刘维看了近百个项目。“我们还是希望找好的学员，为他们提供培训服务，绝不仅仅是可以投资的项目。”

四年五期培训班下来，联想之星的孵化已经初见成效：培训了288名学员，4亿元的投资基金花出近半。2亿元投资了近30个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TMT领域、医疗仪器以及先进制造业这三个行业。目前，这30个项目里，已经有6个项目获得了第二轮融资。近水楼台先得月，这6个项目都有联想的君联资本入驻。在联想之星近期的计划里，今年要让10个项目获得第二轮投资。

跟别的孵化器项目相比，联想之星投钱格外有耐心。第三期学员李清文原来在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从事碳纳米管研究，5年前回国创业，目前仍在解决技术难题，未来两三年都不会有任何收入，但联想之星还是在2010年投资了她。李清文拒绝了别的投资者，“联想给那么一点钱我都接受了，的确是因为我相信他们”。

在医疗器械领域，因为审批环节复杂，投资回报周期更是不可控。联想之星第一期学员张凯宁开发小型验血设备，从2008年联想之星对其进行投资，到2012年9月获得设备销售许可证，他们等待了四年。

联想之星与学员已经形成了一种血缘关系。“我听说有两个联想之星的企业今天也在场，我很关心你们，你们俩一人提一个问题吧。”2012年，在联想控股的“入模子”班最后一天，柳传志在会上说。

“企业成立没多久就买地，是不是太快了一点？”联想之星第二期学员、青岛中科润美润滑材料公司CEO王晓波问。他原来是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固体润滑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生导师，现在创业做润滑油材料，联想之星向他的公司入股1000万。他在青岛郊区买了一块地，准备盖厂房、买设备，可如今又缺钱需要融资了。

“一年的免费教学确实能够对被投企业有所帮助，就会吸引很多好的企业家愿意来当学员，我们也有机会跟踪一年，详细了解他们的情况，因此陆刚这儿掏1000万就会心里不哆嗦，命中率也会比较准。”柳传志说。

柳传志的这桩新事业开始于2007年，但夙愿积攒了很多年。在联想控股四楼的A会议室，他提出，“我们办一个班吧，帮助中科院的科学家们创业！”

在场的几位，包括联想控股副总裁唐旭东、当时还是柳传志秘书的周自强都不明白办这个培训班的意义，一下子，会议室陷入了沉默。“这对我们联想控股有什么好处呢？”唐旭东问。“中科院是我们的大股东对不对？给中科院做贡献对公司没好处吗？肯定有好处。”虽说这次谈话只是商量，但柳传志显然已经深思熟虑。

“柳总说办，那我们就办吧。”唐旭东说。从2007年开始，当时在A会议室的几个人都参与筹备联想之星。2008年，在柳传志和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倡议下，联想控股和中科院共同发起联想之星，为早期和极早期科技企业提供天使资金，探索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机制，致力于发现培养优秀的科技创业领军人才。

他们向中科院在各地的分院发出邀请，说服有意创业的人来参加培训班。柳传志当初在中科院，看着一大堆科研成果烂在实验室里无法产业化，心里憋得慌才选择走出来创业。20多年过去，他不想让类似当年的自己的人留有遗憾。

可是，柳传志是要做成硅谷著名天使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那样的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还是孵化了整个硅谷的斯坦福大学那样的产学研系统，或者是曾经拥有很多诺贝尔奖发明的贝尔实验室，或者是有伟大创新但商业化失败的施乐帕洛阿尔托研发中心(Xerox PARC)？

如果柳传志仅仅是前者，做一个成功的天使投资人，那既非他愿，也非他能。联想之星基金总额为4亿元，“赚10倍也就是40亿，弘毅投200亿资金，赚1倍就是200亿，那不是一个量级，对不对？”周自强说。

而后者，又将陷入柳传志当年在中科院所经历的窠臼。国家级的实验室贡献过很多改变人类的发明，但是却难以催生伟大的科技公司。30年前，中关村第一代企业家就是想改变这种困境，但他们试图将科研成果做商业转化时，却受到了体制的束缚。“中关村改革第一人”陈春先去硅谷参观，深受“美国人把技术迅速变成产品线”的震撼，回国后开始极力呼吁国内建设“中国硅谷”。

然而，1980年时任中科院物理所一室主任、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的陈春先成了悲剧英雄。他被批为“不务正业、科技二道贩子、腐蚀干部”，被三番五次查账目。中关村改革派和保守派的争论还惊动了中南海。在改革初期“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氛围下，硅谷火种已经点燃。

跨过“两通两海”(中关村早期最大四家公司：四通、信通、科海、京海)的尸体，唯有柳传志和为数不多的“中科院出走者”走得更远。尽管创业之初20万被人骗走了14万，柳传志还是把电脑代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也才有了后来联想耳熟能详的故事。

30年后，体制和行政因素、历史和现实国情仍然在阻碍科技的春天，但不同的是，柳传志已经有能力去承担改革先驱们曾经未果的社会责任。他向上呼吁变革，联想之星成立那一年，他给科技部写信，痛陈科技工作所处的困境。他向下分享自己所有拥有的财富，包括经验和资金。

这看起来像是一种久违的补偿，既为硅谷情结，也为时代造成的遗憾。而且，柳传志要为“贸工技”路线的联想另外找到突破口。当年他放弃了技术，以贸易、生产制造和渠道创新求得生存，他原本可以享受眼前的一切。

“已经没有死扣了，中科院愿意做这件事，整个社会也重视科技产业化。”30年后，柳传志这样告慰中关村前史。

“你一听就知道他不是在夸自己，比如分析杨元庆怎么失败的，他们如实介绍。”徐智明经营网上书店“快书包”，在联想之星上了几次课发现，并不是哪一个方法对他触动很大，而是柳传志和联想的坦诚及倾囊相授让他感悟深刻。

孵化要有效果，必须辅以纪律。1月10日上午8点35分，还有人陆陆续续在进教室。培训班为期一年，6次课，每次四天，这是联想之星第五期班的第三次课，学员们从各地赶到北京地质大学国际交流中心，封闭式学习。每天早上8点半开课，不允许迟到。“之前的规矩是有人迟到，我们集体为他鼓掌，现在改成迟到了罚站。”周自强说。

柳传志是个温和的人，但他在督促周自强等人执行纪律时却格外严格。有一次，他旁听联想控股的企业文化新人培训班时，有学员电话响了，但老师并没有责怪学员，而是继续上课。柳传志在点评环节责怪老师，“联想要不就别定制度，定了制度就要认真做”。

上了三次课，从柳传志到副总裁陈少鹏，从周自强到陆刚，向85人讲述了从组织架构到战略制定的内容。系统的学习让学员们感到安心。“一个项目前期的成功靠运气，也靠创业者自身的能力，但真正要成长壮大，还是要系统的知识。”做91手机助手的熊俊获得李开复和蔡文胜的投资，虽然是创新工场的孵化项目，但他的公司在厦门，并没有享受到创新工场的投后服务，他有困惑会去找蔡文胜聊天，“但文胜比较草根，跟联想之星这种系统的知识还是不一样”。

徐智明相信柳传志积累多年的经验。“你从课程名称上看，跟商学院EMBA差不多，但是讲的东西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些人是摸爬滚打过来的，我要真货。”

课堂多样有序、讨论热烈，但在课堂背后，却有另一股潮流暗涌。徐智明说，上课之后不久，很多同学都在对自己的企业“动刀子”了。听了柳传志讲的“如何当一个CEO”后，他才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想过“搭班子”这事，于是，他开始在快书包做组织建设。

“我动刀子不是最厉害的，有个硅谷回来的创业者，手上有三个项目，现在卖掉了两个，就是听课以后想集中精力把事情做好。”徐智明说。

当85个人聚在一起，一种密切的关系网也在讨论和争吵中建立起来。第三期学员胡革和陈琛，后来就成了创业伙伴。陈琛在美国主攻人工心脏技术，创业后只想当CTO，希望有合适的人来代替他当CEO。2012年3月，他们班在广州聚会，胡革两个月前卖掉了四川眉山的高分子胶水厂，笑称自己是“无业游民”。陈琛立即邀请他去江苏同心医疗器械公司当首席执行官。两人相互欣赏，一个是技术能手，一个执行力超强。“现在我们合作了七八个月，连架都没吵过。”陈琛说，这跟大家在联想之星培训班的友谊是分不开的。

这并不是个案：第四期培训班的郭浩然做工业机器，想向互联网转型，后来加入了同学黄晓杰的手机播放公司天天动听；第三期的殷文钢原本做安全诚信软件，老板放弃这一项目后，他去第一期学员宋延林的北京中科纳新公司当CEO……不知不觉中，联想之星培训班开出了一张创业公司CEO榜单，这是周自强没有预料到的。

唐旭东说，“经过几年探索，我们已形成了创业培训+超级天使+开放平台三位一体的科技创业模式。”它不同于硅谷孵化器YC或YC的中国模仿者创新工场，也不同于贝尔实验室或施乐帕洛阿尔托研发中心，它是硅谷火种的再次点燃，是在非理性的世界寻求理性。

“在科技产业化这件事情上不够成功我是不会罢休的。”柳传志不止一次这样说过。周自强的理解是，“这要看我们能不能找到实现这个梦想的路，如果找不到，那说明我们这帮人没本事，换一拨人接着做。”

如何界定成功？柳传志一直对周自强和陆刚说，去抱个“金娃娃”回来，意思是找出好项目。但是直到现在，联想之星的考核仍然不以财务回报作为标准，而是——第一，联想之星形成品牌和影响力；第二，与联想控股各业务的协同能力；第三才是财务回报。

联想之星创办之初，周自强陪柳传志去纽约，表示困惑，“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能不能做成”。柳传志耐心解释，“你们得站得更高来看这个事，如果联想之星真的做成，对中国的科技企业，对中国整个社会经济会有多大的作用。”那一刻，他的思绪回到了1980年代创业的难忘时光。编辑/丁伟、刘坤 撰文/李潮文 插画/晁春彬